此数据一出，立即引起了市场和民众的广泛热议和吐槽。“不堪税负”，“政府把企业当摇钱树”，“减税最后还是演变成增税”，如此等等，说什么的都有。笔者大致归纳了一下，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企业税负太高，如此下去恐会拖累中国经济复苏;二是很多企业“税远大于利”，这有点不正常。

　　应该说，上述判断大体上成立。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40亿元,比2011年增长11.2%，税收收入增幅再次远超GDP增幅。以中口径计算(财政收入占GDP比重),2012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2.6%，比2011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而如果以国际上通行的大口径计算(政府所有收入占GDP比重)，2012年我国这一比例估计已达到35%左右。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一税负比例高不高?由于不同国家存在统计口径、经济发展水平、福利水平的差异，这一问题的争议一直比较大。不过，有一点可以基本确定，我国宏观税负即使不高，但肯定也不会偏低，而且近20年来的持续上升已经大大压缩了税负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羊毛出在羊身上”，2012年宏观税负再次攀升，作为缴税主体的上市公司实际缴税额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如果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也能发现上述现象的存在。按照收入法核算国民收入时，统计上通常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三大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对应的初次分配收入分别称为生产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其中，生产税净额就是企业缴纳的税额减去企业从政府获得的生产补贴后的差额，也就是政府在国民收益中的净分成。2011年，我国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5.6%，而同期欧元区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1%左右，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更是在10%以下。因此，政府在国民收入“蛋糕切分”中拿得多了，企业(税后利润)和居民(劳动报酬)自然就会拿得少了。

　　其实，在初次分配中，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究竟应该拿多少合适，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对此并没有定论，因为我们还必须同时考虑税负提升后，政府转移支付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对低收入居民和欠发达地区的支持作用加强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税大于利”除警示宏观税负上升过快外，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所折射的以下两个问题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中国税收收入来源严重不合理。从税制结构上看，税收来源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在我国，直接税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间接税主要包括营业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初步统计，我国直接税比例大致为三分之一，而间接税比例占三分之二。与此相反，世界上发达国家大部分以直接税为主，比例一般都超过60%，美国直接税比例更是高达80%左右。不是说直接税比例越高越好，但由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性、可转嫁性和中间性，间接税比例过高会带来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会造成税负不公。间接税不管企业有没有利润，以及利润有多少，一律采取“雁过拔毛”的方式征税，只要有营业流水就先征一道税，最后年底一核算，企业利润很少或干脆亏损，但所需缴纳的税额却不少，“税远大于利”的问题就这样出现了。例如，位列2012年上市公司十大“高负税”之首的“通辽化工”全年利润只有0.2亿元，而税费净支出却高达21.28亿元，其中的税费应该主要就是增值税。二是会造成收入越低的人群或者盈利能力越差的企业感受到的税负痛苦越大。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今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就曾建议中国应拓宽所得税税基。

　　第二，如居民收入差距一样，中国企业的贫富差距也太大。2012年最挣钱的十大上市公司中，银行占了7家，其余3家为两桶油和中国神华(20.78,0.00,0.00%)，均属于垄断性或资源性的国企。与此相对应的是，十大“高负税” (缴税与利润的相对值) 上市公司中，上述最挣钱的公司一家也没有。分市场来看，以大盘股为主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约2%的同比增长，而所有中小企业板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了约9%，所有创业板公司下降了约8%。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全部上市公司中，除金融、石油、公用事业(1650.253,0.00,0.00%)、资源和房地产等垄断性或政策性公司外，其余公司即使不亏损，其盈利能力也是羸弱。经济资源大量集中于金融、房地产等技术性不高的行业，中国的创新动力又能在哪里呢?税收政策的宏观调节作用是不是在改善这些问题方面应当有所作为呢?